《行路难·其一》还在等待长风，《行路难·其二》已经看清长安城里的门路。到了第三首，李白没有继续寻找新的仕进方法，而是把目光投向了历史。

他开始盘问那些曾经名满天下的人。有人以清高留下名字，有人凭功业改变时代，可当人生走到尽头，名声、权力和才华究竟能替他们留下什么？

这组诗通常被认为写于唐玄宗天宝三载，也就是公元744年前后，李白离开长安的时期。三首诗的语气并不完全相同。其一在困顿中保留着“长风破浪”的信念，其二对权贵门路和求贤现实多有不满，其三则把个人失意放进更长的历史里，开始认真考虑另一种活法。

开头请来的，是许由和伯夷、叔齐。

传说尧想把天下让给许由，许由觉得这番话玷污了自己的耳朵，便到颍川水边洗耳。伯夷、叔齐是商末周初的兄弟，周朝建立后，他们拒绝食用周朝的粮食，隐居首阳山，靠采蕨充饥，最终饿死。

这两组人物在后世常常代表极端的清高。一个连听到禅让都觉得受到污染，一个宁可挨饿也不接受新朝粮食。李白却先说“有耳莫洗”“有口莫食”，口气甚至有些反常。

他并非突然嘲笑隐士，也不是认定所有清高都没有价值。刚刚经历长安仕途的碰壁之后，他开始怀疑另一种姿态。一个人若把自己保护得过分干净，拒绝与现实发生任何关系，固然可以保住名节，却也可能把自己完全推到人世之外。

“含光混世贵无名”便是这种暂时的自我调整。

“含光”是收敛光芒，不把锋芒全部显露出来；“混世”是身处世间，与现实相处；“无名”则是不急着追求声名。李白过去很相信才华能够换来功业，也愿意让天下看到自己的本领。此时他忽然觉得，能够把光藏起来，安静地活在人群中，也是一种本领。

这句话放在李白身上，分量尤其复杂。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甘心无名的人，后来的诗篇仍然充满建功立业的愿望。可眼前的长安已经让他看见，名声并不能自动带来信任，才华也未必能够绕开权力和猜忌。既然高处未必安全，暂时收起锋芒，便成了一个值得考虑的选择。

历史人物很快接连出现，像一张张被翻开的命运账簿。

伍子胥帮助吴国攻破楚国，又辅佐吴王夫差建立功业。他有功、有谋略，也有强烈的政治判断，最后却因为与夫差意见不合，被逼自尽，尸体装在皮袋里，抛入江中。屈原忠于楚国，长期忧心国事，最终在郁愤与绝望中投汨罗江。

这两个人都不是无能之辈。伍子胥有兴吴灭楚之功，屈原有文章和政治抱负。他们的问题也不在于没有机会，而在于功业越大、立场越坚定，越容易卷入君臣之间的猜疑和冲突。

李白站在他们的故事前，看见了自己最担心的结局。一个人终于得到任用，未必就能平安退出；一个人终于建立功业，也未必能保住性命。成功之后若仍然紧紧抓住权力不放，过去的功劳有时会变成新的危险。

“成功不退皆殒身”说得很重，却不是历史规律的简单总结。李白借这些人物表达的，是一个失意者对功名道路的重新估价。没有得到时，功业看起来像唯一的出口；看过伍子胥和屈原的结局之后，功业又像一条可能通向深渊的路。

陆机和李斯，让这种忧惧变得更加具体。

西晋文学家陆机出身名门，才华横溢，曾经身居高位，也想在乱世中建立功业。后来他在八王之乱中兵败，被诬陷谋反，最终遇害。相传临刑前，他想起故乡华亭的鹤鸣，感叹再也听不到了。

“华亭鹤唳讵可闻”写的便是这个瞬间。平日里听来寻常的鹤声，到了生命即将结束时，忽然成了再也无法返回的故乡声音。陆机拥有过名声和官位，可走到刑场上，最想听见的却只是故乡华亭的鹤鸣。

李斯的结局同样刺眼。他辅佐秦始皇统一天下，参与制定郡县制度，位极人臣。后来秦始皇去世，赵高与李斯争权，李斯最终被诬陷，腰斩于咸阳市。传说他被押往刑场途中，经过上蔡，曾对儿子说，想再像从前那样带着苍鹰出猎，却已经不可能了。

“上蔡苍鹰何足道”表面上说苍鹰不足为道，实际写的是一种迟到的醒悟。等到人被押上刑车，才想起故乡的猎场和普通日子，已经太晚。一个人一生追逐的高位，到了最后，甚至不如一场再也回不去的田猎。

陆机和李斯一文一武，一位以文章和家世著称，一位靠政治才能登上权力顶峰。他们都曾经站在很高的位置，也都没能从高处全身而退。李白把他们并列起来，写的是才能和权力共同构成的风险。

可他写历史，并非为了得出“有才就危险、做官就错误”的结论。真正刺痛他的，是这些人曾经离故乡、离普通生活很近，却在追逐功业的过程中越走越远。等到终于想起华亭鹤声、上蔡猎场，人生已经没有回头路了。

张翰于是登场。

西晋张翰在洛阳做官，秋风一起，忽然想起江东的莼菜羹和鲈鱼脍，便辞官回到故乡。这个故事见于《晋书》，后人常用“莼鲈之思”形容思念家乡，也用张翰来代表看重生命、懂得及时退身的人。

李白说他“称达生”，不是说张翰胸无大志，而是说他知道什么时候该顺应自己的生命。别人把辞官看成失去机会，张翰却把回乡看成保全自己的选择。秋风一起，他没有继续计算官位还能升到哪里，而是想起家乡的水产和风物。

这个故事让整首诗的温度忽然变了。前面的伍子胥、屈原、陆机、李斯都在历史的终点出现，结局是江水、刑场、鹤声和猎场；张翰却在秋风里转身，及时离开了权力中心。

“秋风忽忆江东行”里的“忽”字，写出一种果断。思乡念头一来，便不再反复权衡。张翰没有等到身败名裂之后才回家，也没有等到生命受到威胁才想起普通日子。他在还能选择的时候，就选择了离开。

于是，篇末落到“且乐生前一杯酒，何须身后千载名”。

很多人读这两句，会把它理解成李白要及时行乐、今朝有酒今朝醉。这样的理解抓住了“酒”，却漏掉了前面整整十四句历史人物。这里的“一杯酒”不是放纵，而是一个人在看过死亡和权力的代价之后，重新确认眼前生命的价值。

“且”字也很重要。它有暂且、姑且的意思，并不等于李白从此彻底放弃理想。他只是暂时把身后功名放到一边，先让自己活得自在一些。前两首里，他还在寻找机会，到了这一首，他承认机会和功名都可能带来风险，于是先把当下握在手里。

“何须身后千载名”也并非李白真的不在意名声。一个写下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”的人，不可能完全无视身后评价；一个把自己的作品看得如此重要的诗人，也不可能彻底拒绝留名。这里更像是一句反问，是他在长安失意之后，对功名焦虑的一次反击。

如果身后千载名要用一生去换，甚至要用性命去换，那还值得吗？

把《行路难》三首连起来看，李白的心路并不是从失意直接走向洒脱。其一面对冰塞黄河、雪满太行，仍然相信未来会有长风；其二看见长安的权贵门路和荒废的黄金台，决定“归去来”；其三又从历史人物的结局里重新衡量成功、隐退和名声。

这三首诗像三次自问。

第一问是前路还能不能走，第二问是眼前这条路值不值得走，第三问则是即使走到尽头，功名又能留下什么。李白的答案也在变化。长风破浪仍是他的底色，可他已经知道，人生不能只有向上攀登这一种方向。

从体式上看，《行路难·其三》沿用乐府旧题，以七言句为主，夹杂反复和问句。全诗没有完整叙述一个故事，而是让不同历史人物轮流出现，构成一条从隐逸、功业到死亡、归乡的思想路线。许由和伯夷代表过分清高的退避，伍子胥、屈原、陆机、李斯代表功成而不能退，张翰则代表在还能选择时及时回身。

李白把自己的处境藏在这条历史路线中。此时的他还不愿彻底归隐，却已经不相信功名值得不顾一切地追逐。他想要的是一种既不把自己交给权贵，也不把自己困在虚名里的生活。

秋风吹过江东，张翰已经回到故乡。华亭的鹤声、上蔡的苍鹰、湘水边的孤魂，都留在历史深处。李白端起酒杯，暂时不去想身后千年，也不再追问眼前的大道通向哪里。

人还活着，酒还温着，能回头的时候，就还有选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