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玄宗天宝七载，公元748年，当时李白四十七岁。

三年前，他被“赐金放还”，离开长安。那个曾经写下“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”的人，如今在江南一带漫游。他走过金陵的酒楼，泛过扬州的江水，日子看起来潇洒，心里却始终搁着一件事：他离开长安，不是功成身退，而是被朝廷请走的。

就在这一年，他听说了王昌龄被贬往龙标的消息。

王昌龄是盛唐诗坛很有名的诗人，七言绝句写得尤其出色，后人称他为“七绝圣手”。可名气并不能挡住仕途里的风浪。《新唐书》记载他这次被贬的原因是“不护细行”，也就是不拘小节、不太检点。不是什么大事，却足以让一个在官场里不肯把自己磨圆的人付出代价。他被贬到龙标，那里在唐代属于偏远的西南地区，从长安、洛阳或江南前往，都要经过漫长的水陆道路。五溪山水交错，交通艰难，龙标在当时人的想象中，几乎已经是远离政治中心和熟悉人事的边地。

李白听到消息时，人和王昌龄并不在一起。他没有办法赶去送行，也无法像今天一样发一条消息问候朋友。于是，一首七言绝句越过山川，先一步送到了王昌龄身边。

诗从江南暮春的景象写起。

杨花落尽，说明春天已经走到尾声。柳絮曾经漫天飞舞，如今纷纷落下，空气里还留着一点春意，季节却已经开始转向凋零。就在这样的时节，子规又在枝头啼叫。杜鹃的叫声在古诗里常与离愁、思归联系在一起，它的声音一遍遍重复，像在催人回家，也像把暮春的伤感又推深了一层。李白没有先说王昌龄遭遇了什么，也没有铺陈自己的担忧，只把落尽的杨花和声声子规放在眼前，离别的气氛便已经形成。

“闻道龙标过五溪”将自然景象拉回现实。“闻道”是听说，说明李白得到的只是远方传来的消息。“龙标”是王昌龄要去的地方，“过五溪”则把这次贬谪的遥远具体化了。朋友并非换到附近州县任职，而是要一路穿过湘西山水，走向唐人心中十分偏远的地方。李白站在春将尽的江南，王昌龄已经踏上通往龙标的路。一个在原地听消息，一个在远方赶路，中间隔着五溪、群山和漫长水道。

李白和王昌龄都是盛唐诗人，二人有诗名相知的基础，但现存史料没有留下他们长期相伴、频繁交游的详细记录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这首诗显得更加动人。李白没有把友情写成热闹的宴饮和反复的叮嘱，只在听闻朋友被贬之后，立刻写下一封寄往远方的诗信。

真正让这首诗从送别作品里脱颖而出的，是后两句。

“我寄愁心与明月，随君直到夜郎西。”

李白想把自己的忧愁交给明月，让月光陪着王昌龄一路西行。愁本来没有形状，明月却能照见两个人所在的地方。李白在这边抬头看月，王昌龄在那边也会看见同一轮月亮。月亮便成了两人之间唯一不需要经过驿站、舟船和关卡的使者。古人常用月亮写思念，因为月光能够同时照临远近。可李白这里还有一层主动的动作。他不是站在月下等待消息，而是把自己的“愁心”托付出去，让它跟着明月前往龙标。

“随君”二字，让月亮有了人的情感。月光不再只是天上的景物，而像一位不辞路远的朋友，陪着王昌龄穿过五溪，直到夜郎以西。这里“夜郎”指的是唐代的夜郎县，大致在今湖南怀化一带，并非汉代的夜郎国。李白把月光送到那里，等于把自己的关切一直送过五溪，送到朋友能够抵达的地方。末句一作“随风直到夜郎西”，“随君”与“随风”两种版本流传都广，前者更见情意，后者更显空灵。

“愁心”也不只是李白个人的伤感。这里有对朋友被贬的惋惜，有对偏远旅途的担忧，也有两个诗人身处仕途之中的共同不安。李白自己被“赐金放还”的滋味还没有散尽，如今又看到老朋友因为不拘小节被推到千里之外。盛唐看起来意气风发，诗人们可以写山河、写功业、写远游，可个人的命运始终掌握在复杂的政治局势之中。今天还在京城任职，明天便可能被调往千里之外。

这首诗后来常被理解为友情诗，也常被当作送别诗来读。它的特别之处在于，送别现场已经消失了，李白甚至没有站在王昌龄身边挥手。诗的起点只是听到一条消息，终点却是明月一路陪伴友人远行。现实中无法完成的送行，被想象中的月光补上了。

从体式看，这是一首七言绝句。四句之中，前两句写暮春景色和远行消息，后两句将情绪集中到明月之上。它篇幅很短，空间却从江南一路伸向龙标；人物只有李白和王昌龄，真正承担叙事作用的却是杨花、子规、五溪和明月。

李白写朋友被贬，声调没有停留在哀叹里。他当然有愁，却把愁交给了月亮，让它变成可以陪伴远行者的东西。正因为这样，诗中的悲伤始终带着温度。王昌龄被迫离开熟悉的地方，至少在李白的想象中，夜里的明月会一直跟着他。

很多年后，我们仍然会用“我寄愁心与明月，随君直到夜郎西”表达对远方朋友的牵挂。山川可以隔开人的脚步，不能完全隔开人的心意。杨花已经落尽，子规还在啼叫，王昌龄的船或车马走向夜郎，李白则把一轮明月推向远方，让它替自己完成一次无法亲自抵达的送别。